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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监管层、金融界、学界以及产业界代表委员齐聚献策，形成共识：并购重组需在制度、资本与退出三端协同发力，从政策引导、专业效能、资本渠道三维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；扩大“简易审核”范围、优化业绩承诺体系、将合伙企业纳入特殊性税务处理、明确国资委适格主体地位、鼓励险资及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参与、完善S基金（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）等退出渠道等建议，共同勾勒出“制度松绑、产业聚力、资本赋能”的发展路径，为并购重组注入源源不断的“活水”。

　　范树奎注意到，当前我国三大产业层级的发展面临不同的堵点：传统产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根基，在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升级方面需求迫切，但多数传统企业囿于并购认知薄弱、缺乏运用并购手段转型的意识和能力；战略产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核心，有着自主可控的发展要求，在补链强链方面急需大量资本投入，但现行并购政策制约了市场化定价，导致其难以适配相应的产业价值；量子科技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、未形成盈利模式，需国家级基金引导培育投入。

　　范树奎建议：“一是探索科创板并购重组定价的差异化政策，推出适应市场化定价的机制；建立B股重组盘活机制，完善B股重组回A股指导意见；出台鼓励上市公司跨境并购的专项政策，支持企业‘走出去’整合全球资源。二是建立并购重组审核案例库，通过优秀案例向市场传递审核标准，完善执业规范和信用体系。坚持‘严监管’聚焦信披合规，‘强服务’推动专业机构归位尽责。三是优化并购贷款政策，放宽期限和比例限制，推出适配轻资产科创企业的专项并购贷；完善并购基金生态，研究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，建立国家与地方基金衔接机制；培育‘耐心资本’，引导养老金、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配置未来产业，建立长期投资激励和容错机制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何杰认为，优化并购重组税收政策，意义远不止于为企业减负让利，更在于清晰传递政策导向，明确鼓励方向、支持重点，引导市场力量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。他建议，在国家层面进一步优化制度供给，增强政策稳定性与确定性。在风险可控前提下，适度扩大定向税收支持覆盖范围，提高政策的适配度和可预期性，使企业在交易决策前即可形成较为清晰的税务成本判断，降度性不确定性成本。同时，将有限合伙企业纳入特殊性税务处理适用主体，允许持股超90%的股东出具一致性承诺即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，并针对半导体、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更有力的税收安排。